一九五二年五一劳动节那天，廖汉生被邀请去大会上做个发言。可眼看就要到他上去讲的时候了，廖汉生的肚子却突然疼得厉害，实在没法子，只能请省委书记张忠良临时救场，代替他上去说了几句话。

一查才知道，廖汉生竟然患上了胆结石。医生催着他赶紧去北京看病，但偏偏那会儿西北军区正忙着精简整编的事儿，廖汉生一合计，决定先把这些工作处理妥当，然后再安心去医院接受治疗。

不久之后，军区司令部收到了来自军区党委的消息，喊所有军参谋长去兰州开个短会。廖汉生心里直犯嘀咕，琢磨着这会是为了啥大事，索性直接给军区司令部打了个电话探探口风。一问之下，才明白原来是讨论部队改编的问题，打算只保留第1军，其他的都得解散重组。

遇到这种大事，军区竟然只通知各军的参谋长去参加会议，廖汉生一听，心里就犯嘀咕。他立马说，要不咱们直接搞个党委扩大会议，把所有军队的领导们都请来，大家一起坐下来，好好琢磨琢磨整编的那些事儿。

放下电话，廖汉生二话不说就坐车直奔兰州，为的是赶去开个会。等他赶到军区司令部，一瞧，偌大的地方就他自己形单影只。他连忙找参谋长问了问，参谋长这才跟他说，他给各个军都拍了封电报，说是有空的就来参加。

“你这么说，谁还愿意来呀？我可不呆了！”廖汉生说着就往车上迈步，打算打道回府。就在这时候，副司令员张宗逊出来了，连忙叫住了他，问是咋回事。廖汉生是个急脾气，立刻就把情况一股脑儿说了出来。张宗逊一听这话，二话不说就安排人以军区党委的名义再发电报，让所有的军军长和政委都赶紧到兰州来开会。

讲真，中央军委那边老早就把西北军区的改编方案给定板了。大伙儿凑一块儿，随便合计合计怎么干，谁也没再多嘴说啥别的意见。没想到，效率这么高，短短一个月，改编的事儿就全部尘埃落定了。然后，廖汉生就出发去北京瞧病去了。

1946年那时候，廖汉生早就到过北京了。虽说那时候国共两边已经签了个停战协定，但国民党啊，嘴上喊着要“和平”，暗地里却一个劲儿地挤压解放区。为了不损失咱们的力量，上面就安排了一部分同志先回到延安去。

廖汉生接到指令，立马奔了汉口，呆了数日，紧接着就乘飞机赶往北平。在等着给分配活儿那会儿，他和几个新调北平军调处的干部相约去了颐和园遛弯儿。大家伙都挺乐呵，嚷嚷着要划船到湖上乐呵乐呵，可廖汉生就是不上船。他说，颐和园那湖，跟洪湖一比，简直就是小池塘见大江河，差远了。

这回我又来到了北京，这儿已经是《新中国》的首都啦，和从前相比，那变化可不是一星半点。

有了杨尚昆姐夫的协助，廖汉生一到北京，第二天就住进了中南海的宾馆里头。大夫给廖汉生查体后说，除了动刀子，也没啥别的辙，建议还是先采取保守治疗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于是，中央办公厅的人便把他挪到了颐和园去静养了。

没多久，廖汉生为了看病能更方便，索性就直接住进了北京饭店。

这次我去北京瞧病，廖汉生偷偷摸摸的，谁都没告诉，可还是被彭德怀的秘书给撞见了。彭德怀一听秘书这么说，就有点不高兴地说：

他直接奔北京去看病了，也没先打个招呼。以前他总是跟我意见不合，这回我得过去看看他到底咋样了《书名号内内容未改动》。

1947年那时候，蒋介石可是下了血本，集合了整整25万大军，一股脑儿地往陕甘宁边区冲。陕北的军队吧，说起来是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管的，但偏偏司令员贺龙那时候不在，他跑到晋绥那边去了。这样一来，中央领导一合计，干脆就让彭德怀来挑这个大梁，带这支队伍。

这支队伍里，好多将士和将领都是贺龙亲手带出来的。尤其是廖汉生，他是贺龙的外甥女婿，跟了贺龙好多年，对贺龙那种既宽松又有威严的指挥方法，早就摸透了。但彭德怀的指挥风格，那可就差远了，他性子急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这让廖汉生刚开始时真的有点跟不上趟儿。

刚开始，第一纵队去榆林进攻，接连两天都没能成功占领。生怕被敌军来个前后夹击，他们只好先撤退。就在这时，廖汉生正窝着一肚子火，彭德怀的电话就打进来了。他简短说了几句就开始责备：“士兵胆怯是个人的事儿，将领胆怯那就是整个队伍的耻辱了，你们这样搞，简直让贺龙大哥太没面子了！”

起初，廖汉生尝试着心平气和地向彭德怀解释清楚状况，可彭德怀一通严厉的批评后，他当场就在电话里跟彭德怀较上劲了。挂掉电话，廖汉生心里窝着火，带着警卫连直接赶往榆林城周围，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涌上心头，铁了心要打退追兵，让彭德怀看看第一纵队到底有几把刷子。

那次西野前委的大型会议中，彭德怀直接点到了第一纵队，讲他们和六纵队一块打仗那会儿，走错了方向，耽误了老长时间，关键是还没察觉到危险，自个儿就先溜了。廖汉生心里本来就有气，一听彭德怀这话，他还以为是在指责第一纵队“成心先撤”，立马就跟彭德怀较上劲儿了，扯着嗓子喊：“这活儿我不玩儿了！”

会议正在进行，贺龙急忙叫住了廖汉生，对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。会议一结束，贺龙又叫住了第一纵队的几位领导，迅速组织了一个简短会议。他先是对第一纵队的战绩给予了肯定，但话锋一转，也直接点出了纵队领导层存在的问题：

跟彭总唱反调，那绝对是不行的，得赶紧自我检讨一下！只要彭总开了口，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必须马上行动起来，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！

后来，廖汉生自个儿感觉出不对劲了，就跑去跟彭德怀坦白认错了。彭德怀一看，立马哈哈大笑，摆手说没关系。虽然廖汉生之前跟彭德怀有过几次小摩擦，但彭德怀在心底里挺看重廖汉生那种有啥说啥的性子，所以他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，还反过来自我反省了一番。

他们俩有啥说啥，关系越来越好。没多久，第一纵队就在西北野战军里挑起了大梁，《廖汉生》这个名字也被彭德怀记住了，他成了彭德怀身边不可或缺的好帮手。

1952年那会儿，刚好碰上八一建军节，廖汉生被邀请去观看了第一届军运会。彭德怀在主席台上瞧见了廖汉生，招呼他过去，跟他说要安排他去西北军区任职政治部主任。廖汉生一听这话，当场就给回绝了：

我这人吧，真干不了那政治部主任的活儿，大半辈子都没沾过边儿。

廖汉生心里清楚，自己那急性子，还真搞定不了这些复杂的机关事务。彭德怀瞧出了廖汉生的为难，就直接开口问他，到底咋样才肯把这活揽下来。廖汉生想了想，便说，要不把冼恒汉调来，让他做个副手，给自己搭把手。

好，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彭德怀毫不犹豫地点了头，应承了廖汉生的请求。一回到北京饭店，廖汉生就动手收拾起行李来，火急火燎地奔回了大西北。时间过得飞快，三个月眨眼就过去了，廖汉生不光坐上了军区副政委的位置，还挑起了军区党委第五书记的担子，全权管理起了西北军区里里外外的事务。

1954年，多亏了彭德怀的举荐，廖汉生顺利升为了国防部副部长。后来西北军区没了，廖汉生遵照军委的安排，去了军事学院深造。第二年到了授军衔的时候，国防部那七个副部长里头，唯独廖汉生一个人拿到了中将军衔。

1957年的时候，廖汉生从军事学院顺利完成学业。肖华就问他，打算去哪里工作呢？廖汉生答复说，他老家在西北，心里琢磨着回到西北去，特别是特别想去新疆，当那里的军区司令员。

肖华跟廖汉生讲道：“你得在这儿待着，挑大梁当军事学院的院长，新疆那边就先放一放吧。”

廖汉生对这一下子冒出来的决定根本没想到，他赶紧摆手说不，觉得自己一个中将，去顶替元帅的位子着实不太妥当。没多久，刘伯承就拉上廖汉生去了北京，为的是给新成立的高等军事学院找个好地界儿。这期间，彭德怀又找廖汉生谈了回心，到最后，廖汉生还是下定决心，听从组织的调配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廖汉生那可是经常被上头看重，派去干大事。这不光是因为他自己有两把刷子，关键还是彭德怀大将军特别器重他。彭大将军离开后，廖汉生经常会想起老领导以前对自己的帮助，心里头那份尊敬啊，总是满满的，装都装不下。

在2019年第一期《文史春秋》里，梅兴无写了篇文章，里面讲到了廖汉生和彭德怀那深厚的感情。文中说到，廖汉生和彭德怀在革命斗争的日子里，结下了深深的情谊。他们一起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，相互间的信任和支持也越来越牢固。不管是在战场上一起冲锋陷阵，还是在和平时期一块儿为革命事业打拼，他们俩都是相互帮助，一块儿往前走。梅兴无用鲜活的文字，写下了廖汉生和彭德怀之间的很多感人故事。他们的情谊不光体现在战场上配合默契，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关心照顾。这些事儿让人真切地体会到两位将领间深厚的革命友情。整篇文章用简单直接的话，展示了廖汉生和彭德怀之间的深厚情谊。它让大家更懂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心里想法和革命精神，也鼓舞着后人继续传承和弘扬这份革命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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